这是战争史、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文物大迁徙，为了躲避战乱，近两万箱故宫历代皇帝收集的无价之宝跋涉万里南迁，部分辗转至台湾，几经波折，最后落定台北外双溪。

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还并不知道，中国其实有两座故宫博物院，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台北。战乱把它们分离了整整60年。历经沧桑，几度辗转的绝世珍宝依然在台北故宫中闪烁光辉，而身居异乡的文物守护者们却带着浓郁的乡愁渐行渐远……

第一次看到台北故宫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总觉得那是不可能被我靠近的。”胡骁说。

2003年，胡骁随九洲文化传播中心出访台湾，安排好其他工作，就直奔位于台北市郊外双溪的台北故宫。在他的印象里，“人很多，熙熙攘攘的，台湾中小学生有课堂就设在那儿，不断地有学生参观。还有日本韩国和欧美的游客，可以看见各种肤色和地域的人，唯独没有大陆人。”彼时的台湾还没有对大陆民众开放旅游，台北故宫更是一块神秘之地。

在展厅里，胡骁见到了毛公鼎、散氏盘、珐琅彩瓷器等珍品古物，“在此之前，我只在照片和文字上看到过它们，见到真东西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说的。”

也正是在这次出访中，胡骁一行拜访了台北故宫方面若干位专家学者，与他们建立了最初的联系，并一步步深入下去，为3年后开拍的纪录片《台北故宫》埋下了伏笔。

如今回忆起来，作为《台北故宫》总撰稿的胡骁坦言，“这个过程很曲折也很艰难，有很多戏剧性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人，那我们这个片子也做不成，他们给了我们非常巨大的支持。”

历时两年创作的12集纪录片《台北故宫》为一段尘封70余年的历史记忆庄重揭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纪录片所承载的东西。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

落成于1965年的台北故宫，建筑历史其实并不久远，却和北京故宫一样闻名天下，在世界博物馆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里收藏着65万件艺术珍品，其中绝大部分迁自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清宫旧藏与遗存，堪称“国之至宝”。

讲述台北故宫的历史，这些“国之至宝”辗转迁台的过程和与之相关的人物的命运，显然都是不得不提到的。胡骁说，在纪录片《台北故宫》里，也相应地存在3条线索，文物、人（不光是文物迁台亲历者，还有他们的后代和部下，以及现在的一些人）、历史。人物的命运和文物的命运是不可分的，这3条线索滚动纠缠，交叉在一起。整个片子会有点像一个连续剧，故事性很强。

事实上，真实的历史远比连续剧要丰富多彩、跌宕起伏得多。

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东三省3个月内相继沦陷。此时几百公里之外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正紧张地酝酿着馆藏文物的南迁计划。准备工作足足做了一年多，1933年2月5日的晚上，19557箱故宫珍品正式踏上了南迁之路。

25岁的北京人那志良，是随行的故宫工作人员之一。1982年，年近八旬的他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回忆了当日的情景：“（文物）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疾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装满故宫文物的列车一路向南，到达南京后，一部分留在南京，大部分迁至上海。4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朝天宫成立，南迁文物全部进驻朝天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安顿在朝天宫不到一年的文物分3队再次转移，躲避战火，一路险情不断，所幸并未遗失和毁损。

辗转十余年，1947年春，3队文物和护送人员才重新在重庆集合，沿江顺流而下回到南京，继续存放在朝天宫里，开箱整理并开设了临时展厅。

此后不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部分文物开始有计划地运往台湾。由于条件所限，随行人员从19557箱故宫文物中遴选出2972箱精华，其中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一并运往台湾。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成，它们最终落户于台北故宫所在的阳明山下。

“历史的演进在湍急的奔涌之后又复归于静静的流淌。75年前，也是这样的冬日里，也是这座城市中，无数的国之瑰宝悄然离去；60年前，又是一个萧索冬日，她们当中的精华部分再次漂向了一座美丽的岛屿。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故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出类似的传说。”胡骁在2008年12月的随感中写道。

文物背后的乡愁记忆

70余年对于古物来说，不过是其存世时间中短暂的一段，而对一个人来说，却几乎是漫长的一生。文物颠沛流离的背后，尘封着守护者们深切的悲欢离合和乡愁记忆。在采访《台北故宫》总导演周兵、总撰稿胡骁和书法分集导演祝捷的过程中，几个亲历文物迁台者的名字被反复提及，庄严便是其中之一。

从1933年开始，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的庄严就带着家眷，跟随故宫文物一路南迁，最后护送60余万件文物抵达台湾。

“当时好多人走的时候，老婆孩子都没带。庄严到台湾以后，并没有直接到台北，先在台中安顿，他们家里当时买的全是最简单的家具，随便找一个破屋子，因为他们想着随时准备回去了，凳子是竹编的，扎起来那种。”通过片中的采访，祝捷对这位书法家的经历几乎已经稔熟。

文物抵达台湾后，在台中雾峰乡的北沟停留了15年，庄严也在北沟陪伴了整整15年。尽管条件艰苦，他和一同赴台的专家们依然保持了中国文人乐天知命的精神传统。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细节是，那时庄严领头组织了一些活动，类似于王羲之在《兰亭序》中的曲水流觞，自制一些道具，在溪水边作诗饮酒……

从护送文物抵台到退休的20年间，他始终与文物不离不弃，从主任、古物馆长，一直升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在一篇自传文章中，他写道：“自从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国家重器的老宫人……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跨进故宫当事务员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民国五十八年(1969年)由副院长职务上退休为止，前后45年，始终不曾离开故宫一步，自嘲是‘从一而终’，亦不过甚。”

1980年，庄严在台北过世。祝捷所在的团队采访到了他的儿子庄灵，“他说父亲临死时有两个遗愿，一个是三希堂，有一贴（《快雪时晴》）在台北，两贴（《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北京，他希望这‘三希’有朝一日能重归一处，但是现在没看到；还有一个就是有生之年没能把他带走的这些文物带回来 。”

“我们找到了一段庄严的影像资料，你会发现那个老头最后还是一嘴京片子，因为他是北京人。看到那个画面，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突然觉得，这个人虽然回不去了，但是他有些东西是改不了的，这些东西往往特别打动人。”谈起这段，祝捷唏嘘不已。

同样让人心生感叹的，还有片子里提及的梁廷炜一家：父亲梁廷炜和儿子梁匡忠解放前都曾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随文物一路迁移又折回南京。解放前夕，梁廷炜被指派护送文物到台湾，梁匡忠则留在南京看守剩下的文物。1949年元月，父亲梁廷炜登上了赴台的轮船，带走了母亲和两个弟弟，还有梁匡忠的长子梁峨生。没想到此别竟成了永诀。上个世纪80年代，当梁匡忠辗转得到台湾家人消息时，父母都已过世。

如今，梁匡忠的二儿子梁金生已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他的工作地点离紫禁城当年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很近，而60年前，正是他的爷爷——图书专家梁廷炜，护送着《四库全书》远行去了台湾。

一脉承袭的两岸文化

2008年10月，当祝捷最后一次去台湾拍摄的时候，幸运地碰上了台北故宫的“晋唐书法特展”，“他们是把展品分类的，常年展、常规展的一类，再比如十年限展，每十年出来展一次，还有四十年限展，像这回我们见到的王羲之的《兰亭序》的拓本，就好像是四十年限展。这回去会看到好多组团来是专门来看书法的。”

《台北故宫》的总导演周兵也讲述了观展过程中令他感动的两个场景：一个是父亲带着两三岁的孩子在台北故宫中观展，孩子刚学会走路，坐在推车里，父亲一路为孩子讲解；另一个场景，是一位大学生为七八个师弟师妹讲解字画，讲到《寒食帖》，他谈苏东坡是在什么心境下写的，写的过程中他人生遭遇到什么境遇，非常生动和投入，讲到帖子的最后几行，他的情绪已经不能自抑了。

“当时听着我都很惭愧，因为我拍台北故宫很多时间，很多文物都不熟悉。我第一感觉就是，至少在台北，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人们一生中要去很多次台北故宫，台北故宫好像成为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周兵说。

除了海外声望，台北故宫已然成了台湾民众学习传统文化的教习场，是现在的台湾文化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影响了很多台湾年轻人的成长。正是在这些书法作品里，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获得了舞蹈创作的灵感；台湾流行歌星周杰伦的歌曲《青花瓷》的灵感也同样来源于此……

尽管地处距北京千里之外的台湾，台北故宫却和北京故宫一样，承载了传播中国文化的重任。

正如在摄制工作收尾阶段，周兵写道：“在这600多天的创作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很多人物和事件感动着……我们的团队访问到了那些生活在海峡对岸的历史亲历者，听他们讲述这些国宝流散的故事。他们对60年来台湾文化的传承和熏染，无不使我感到，两岸之间，中华文明的根连得如此紧密，无法分割。中国人在两岸的两个的故宫里守护着祖先传下来的珍宝，更守护着中华文明绵绵闪亮的薪火。”

片子的最后，导演们独具匠心地运用了动画手法：台北故宫馆藏文物“翠玉白菜”上那只蝈蝈一跃而起，跳过海峡，轻落在了北京故宫里。尽管是虚拟的画面，却着实代表了一种温暖的愿景。